□黄仕忠
吴朝骞：我夹在毕业证书里的粮票。
我们78年上大学时，还使用粮票，男生女生，每人定量都是30斤。女生饭量小，吃不完；男生胃口大，吃不饱。像我这样身高一米八的人，块头硕大，每天在篮球场上要跑两个小时，用一斤粮票想要填饱肚子，着实是个问题。
吃饱饭，这个问题似乎是生来就要面对的。虽然我实际上不曾真正挨过饿，但“吃不饱”，却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共同记忆。
我出生在一九六零年农历十月初七日。那时队里仍办着食堂，母亲每天用盆去“号粥”，先给父亲留下一大茶杯，然后再分给我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自己留得最少。我还未满月时，生产队长来派工，说是去杨村队里筛米，可以另给二两米。为了这二两米，母亲抱着我去了河对岸的杨村，忙碌了一个上午，再去食堂，却是去得晚了，粥都分完了，全家人的午饭，只能靠手中这二两米，但二两米又如何熬出供一家吃的粥呵！这是我降生后家中最铭心刻骨的事件，母亲多次讲给我听，每次讲述时都是泪盈于眶。
母亲说，我一岁多时，一餐就可以吃一茶杯糊糊。后来我的个子很快超过了大我三岁的哥哥，于是我从来只对他直呼名字，不叫哥哥。而据我们的同学回忆，家中兄弟姐妹，60年代出生的普遍比50年代出生的要长得高。
听说到了61年，食堂解散了，允许社员自己挖“潜力地”。我父亲便每天早出夜归，在山坳、溪边开垦了很多荒地，种上玉米、番薯之类，不过半年，就解决了肚子的问题。但过得两年，就不允许种了，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去，所以后来又大多荒芜了。——我成年后参加生产队劳动，父亲指着那些再度荒芜的地方，说是他当年开垦的潜力地。
那时按规定，每个人的自留地，只能是七厘二，不得超过。其实生产队的水田，人均起码一亩，另外还有不少山地，最后大家却还是吃不上饭；而这七厘二的地，家家户户都是精心种植，除了解决菜蔬，还要种出三个月的粮食。这是我渐渐懂事、开始参加自留地劳作后，印象最为深刻的“反差”。因此为何“生产效率”低下以及如何提升“效率”，成为我在少年时代就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67年上小学，76年高中毕业。中学时，我的梦想就是在十八岁时做一名生产队的小队长，以便改造我们的生产队。所以时常谋划着，若是让我来安排，要怎样耕种这片土地，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村里人说“吃饱饭”，其实是指“吃一顿饱饱的饭”。通常只有替别人帮工，尤其是替工人家帮工，才可以放开肚子吃。凡是有这样的活，村人就说是去“吃饱饭”了，很是羡慕。那时说人家里“豪富”，一句“屋里头饭都吃勿完”足矣。
村里的许多人家，只有过年的那顿“分岁夜饭”，允许孩子们敞开肚子吃。我一位远房堂兄，过年时恨恨地拍打自己的肚子，道是：“平日总话没得吃，要你吃时吃不动！”于是传为“古话”。
我稍懂事时起，每到五、六月间，总听母亲在念叨，不晓得明早米在哪里。甚至母亲晚年也经常夜半从噩梦中跌醒，因为想起甏中已没了米。生产队长却总是能下“及时雨”，隔几天便分个三斤五斤，“吊着一口气”。我则从中感受到什么叫做“青黄不接”。那个时节，饭镬里通常是去年的蕃薯丝、今春的草子干（紫云英干）垫底，然后摊上剩饭，再放上米；煮好后，则是先把新米饭舀起，为下餐作准备（剩饭再煮后更膨胀，可增加产饭量），然后拌匀垫底的杂粮，舀到碗中开吃。
杨村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孩童，因为剩饭没得滋味，也失了香气，哭闹着要吃“镬心米饭”，就是那镬中间用新米煮出的晶莹饱满、香气四溢的米饭，当时传为笑话，并得了一个“雅号”，叫做“镬心米饭佬”。我上初中时认识他，其实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
记得第一批早稻收割，队里就直接在晒场分新谷，按人头一次八斤谷或十斤谷地分。队里并不能把收割的新谷都分下去，必须保证先完成农业税和统购粮，然后才能分口粮，所以那八斤十斤，主要是让各家能缓一口气，毕竟还要“双抢”呢！农民却也已经习惯，既然新谷到了晒场，便不需恐慌了。
我高中毕业回家种田的那一年，是我们家总工分最高的一年，由于分红值只有三角五分，是历年最低，所以又是收入最低的一年。哥哥已是“全劳力”，所挣工分在队中名列前茅，但因为做的全是力气活，吃得也多。那年我16岁，工分只有六折，却正是胃口最好的年龄。家里分得的口粮自然不够吃，必须去黑市“籴米”，通常是请盛产稻米的湖区亲戚，帮助订好份量。有一次是我去背回的，那米是五角一斤。家里一年分红所得，也就只够籴个一袋、半袋。
我个子抽得快，特能吃。初中二年级，我13岁，被安排去齐东中学的校办工厂学铁匠，我掌小锤，同学益忠抡大锤，学打镰刀。在中学食堂蒸饭，我用特大号饭盒，先泡米，再加满水，这样少少的米也能蒸出满满一饭盒，差不多有一斤半饭，我一顿全吃下，犹是舔舔双唇，意犹未尽。
平常在家里，早餐是泡饭，晚上是稀粥。谚语说“薄粥楦大肚”，那肚子也像被鞋楦楦着，越撑越大，像个无底洞，平常三大碗米饭，几分钟就可扒拉下肚。
分红既少，母亲“不知米在何方”的念叨常在耳边，少年的我，也想着为家里分忧，所以曾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减少了摄入，大碗改成高脚碗，以往每顿两碗，改成一碗。实在熬不住饥，就弄撮萝卜丝、番薯干顶一下，居然也就那么过来了。只是家人都各自忙碌，没人注意到我少吃了一碗半碗。我还想着把每天节省的米先放到一个瓮中存放，也许到时候可以给母亲一个惊喜。
忽然听说恢复了高考，我才把这“节食计划”给抛到了一边。
又过了大半年，我考上了大学。于是得自己来安排一日三餐。
我那时的胃口，一顿吃个半斤八两，也只需花三五分钟。但定量既然是一斤，就得按“规定”来。于是早餐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成为定例。乡下有句谚语，道是“老虎舔蝴蝶”，意思是才一点点，根本不够饱；但另有一层意思，据说老虎每天只杀生一次，舔了蝴蝶，也就用完了一天的定额。我就这般做了每天遵守定额的老虎。
也听说有同学用大饭盆打饭，师傅看得盆中才一点点，总会再添多点。但我入学时尚未满十八岁，又被委任为班体育委员，看上去是个本应去读体育系的傻大个。因为好面子，不敢用大盆，怕被人说成是“饭桶”，平时尽量装作吃饱。吃饭不过“例行公事”，吃了便走。好像大学四年中，我还真的没有与任何同学（包括最要好的室友朝骞、青稚）讨论过吃饭问题。
记得有一次，食堂难得做了大肉包子，一两饭票一个，壮硕诱人，虽然我已经吃过四两定额了，却不知为何馋虫上来，就一下子买了五个，装在盆里，自解说是要做夜点心。从食堂回寝室路上，想先尝尝味道，不料一尝不可复止，刚过大教室，还没走到办公楼前，五个大包子就又下肚了。奇怪的是，肚中反而觉得空落落的，愣神间，颇疑之前所吃包子，或是幻觉。
母亲惦记我这大肚汉，每次回家，总要炒一布袋小麦粉让带走，约有五六斤。我肚饥时，就直接往嘴里放一大勺，闭住嘴，慢慢洇润，然后咽下，焦味与麦香齐至，精神为之一振。吃炒粉也有讲究，干咽才好，不能立刻喝水，否则会胀得难受。当然泡成糊糊再吃更好，但我嫌那样太费时间。
如此这般，一两个学期下来，我的肠胃完全适应了定量，所以也不曾对我的读书与运动造成任何障碍，我便这样轻松愉快地度过了大学四年的时光。
近年来身宽体胖，有专家教以养生之术，道是“迈开腿，管住嘴”。其实便是谚语所说“三分饥七分寒”。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我在大学时的饮食，就已经十分切合养生之道了！
大约三十周年纪念会时，我和王琳说到大学时吃饭不敢放开肚皮的事情，王琳说：“你怎么不和我们说呢？我们粮票吃不完，都是拿来换鸡蛋的。”
我一时不知怎么接话。因为我知道这粮票和所有其他票据一样，都具备交换的功能，那时着实是“硬通货”，有价证券，要粮票，等于是向同学要钱，何况是向女同学，哪里敢呢？！
正在说着粮票的事情，班长的《杭大日记》已经贴出来了。
张扣林：《杭大日记》之九《粮票换鸡》
年1月1日周五阴
（上午）九时，我突然起兴用粮票换鸡过个阔年。晓岗首个响应，晨曦紧跟，花儿也愿意。刚巧是祥来也同意。结果每人出20斤粮票，到文二街换了两只鸡。一只大公鸡5斤，还有一只小母鸡3斤重，每斤鸡肉抵粮票11.5斤，这在我们系里恐怕很少见吧！最后元祥来也拿出20斤粮票换了22个鸡蛋。
说干就干，和晨曦从街上换回鸡，由我主刀杀戮，又与晓岗一起拔鸡毛处理鸡。花儿去偷柴，就在寝室里用几块砖头一只畚箕烧起来。到11：30可以吃了。酒是两瓶，青梅（酒）加桂花（酒）。两大锅鸡肉，一大锅血蛋汤。到最后大家连鸡肉都不要吃了，真是难得！
郑鸣：
张扣林那时常有换蛋大妈在走廊叫卖，午睡时候还会敲寝室门：“蛋要要，蛋要要？”
常常见任平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用杭州话问：“你的蛋那里来的？”
大妈回余杭话：“自介桑苟(自家生的)。”
于是大家一阵暴笑。——换蛋大妈不论年纪大小，回答皆同。
樊诗序：郑鸣最擅长的活计是补一笔。现在这活计叫做评论再加一。凡事，只要被他补上一笔之后，那氛围、意境，立马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玲燕：有一次，一个大妈叫卖到我们寝室，我们用粮票换了鸡蛋。其他同学换好了继续看书，我嘴馋，抓起一个磕破准备做鸡蛋茶，惊讶地发现这是个熟鸡蛋。大家尚在愕然中，老孟率先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出门外，穿过院子，在男生的楼梯口截住那两个卖蛋的……
郑鸣：
张玲燕生蛋熟蛋皆是蛋，老孟神勇抲坏蛋！[惊讶]。
叶晓芳：很想知道老孟截住了换蛋人的后续故事。
任平（很自然地再次“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用杭州话”说）：
我在寝室里用粮票换得一张篾席，睡觉好凉快！
蛋要伐蛋？哪里的？自个桑个！
老同学，老朋友，你上大学时能吃饱的吧？可还记得那时你的粮票、饭票故事？如果有，请在此说一说吧。
老同学的回音
（一）粮票和饭票的记忆
任晓岗：
黄仕忠哈哈哈老早忘记了。记得牢的是粮票换香烟。
陈亚敏：仕忠你好！真不好意思，对于饭菜票的事，我只是有些片段的记忆，也记不大清楚了。
当时实行的是助学金制度，享受的等级是按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来确定的。记得在开学前，每个同学便收到一份家庭成员收入情况登记表，由父母单位和镇乡一级政府审查盖章，再由系里讨论确定分级的。好像基本标准是，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26元的，不享受助学金；农村户口的家庭享受最高级别的；入学前工龄超过五年的，属于带薪上学，也不享受助学金。
助学金具体等级，经向记账最全的陈建华同学求证，他说是分18.50元、17.50元、16.50元、14.50元几档，每月按14.50元的饭菜票发给同学。助学金超过14.50元的同学，以现金给予补足。
当时还是粮票时代，大学生的定额粮票是30斤，14.50元中包含了4.50元的饭票。记忆中还有低于14.50元等级的同学，他们需用现金来补足。
金红：那时我们凭学校特制的饭菜票，到食堂买饭菜就餐。饭菜票按月发放。粗粗查证了一下，发放标准每月定粮应该是33斤。学校给大学生发有分多档级的助学金。最低助学金是每月4.5元，最高助学金刚入学时是18.5元，后由18.5调整为21.5元。饭菜票金额是每月每人14.5元，同学按各自助学金额多还少补。助学金首次定级是入学之初。饭票女生基本够，男生饭量大，会超。
读了你的回忆，看到你自小就为“食”如此挣扎，心里真是难过，为你、也为你的母亲。小时候也太懂事了，大了也太能忍了。那岁月可能还有同学也有类似经历吧。
读大学时，如果饭票大多是男同学不够用的话，那菜票则是几乎所有同学要小心计划着用的，不能随馋所欲，否则月底会吃紧难熬。每个月从系会计室领取全班饭菜票，按组清点好，去同学寝室发给组里时，大家对这些“卯粮”翘首以待，有时躺在床上懒懒看书的男同学，会像弹簧似地一跃而起，大家两眼亮亮地围观一大包“口粮”，有的发到手后会像大孩子一样兴奋，现在想起这些，仍历历在目。估计同学是早已盼着拿“新粮”摄一顿补油水吧。
女同学天生会生活，记得大学最后一个学期，除继续拿饭票换鸡蛋外，卓娅、玲燕等一干能上厅堂下厨房的大才女，还常常秘制美女私房菜，一到饭点，我们寝室常常书香、饭香缭绕，已很有点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样子啦。现在，混有青春气息的大学饭菜票这等“天大的事”，一晃已过去四十多年了。
陈建华：饭菜票四年都是陈亚敏和金红两位副班长发的，感恩至今。
虞卓娅：谢谢金红！四年中，你每月给同学们分发饭菜票辛苦！每周各处检查卫生并身体力行辛苦！总替赖床的我买早饭辛苦！……
尚建：真的很惭愧，我一向对粮食粮票没什么概念，也许家里没有男孩，从来没有粮食不够吃的问题。
你小我几岁，也经历了缺粮的日子。那么小就那么懂事，克扣着饭量为妈妈解忧。看了让人心痛。
到了大学你还定量省粮，我和王琳的感受是一样的，看来太懂事也不好，本来是很简单事啊！
可惜没有机会再给你粮票了。——当然，希望永远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王琳：我觉得有同学讲到，女同学不会无缘无故地给男同学送粮票，的确是的，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同学吃不饱，而自己又有多余的，我想一定会送的。
不过一般男同学很少会把自己吃不饱的情况告诉女同学，所以就会很遗憾，就像尚健所说的，我们永远失去了给你送粮票的机会。
任晓岗：大学时饭票堪堪够用。菜分三等：甲等0.15元/份，乙等0.1元/份，丙等0.06元/份。因为生活费拮据（9.5元助学金+5元家里补贴=14.5元/月），所以印象中一般都吃0.1元的乙等菜，偶尔甲菜与丙菜对冲平衡。后来食堂出了一款枕头面包，超喜欢吃，伙食费就不够了。靠稿费贴补。（批：那时居然有稿费！）
岑宝康：进校第二天早上兴冲冲去食堂用餐，看着蒸笼里排放的一个个刀切馒头，估量着吃四个刚好，外加一盆能照出人影的薄粥。食堂员工收了我五两饭票，又收了五分还是一毛的酱菜钱。我心里盘算，早餐就得吃半斤，每个月三十斤的饭票可能不够用。好在家里负担不重，待真的饿肚子的时侯再向家里求助。
第三天早上，我在食堂窗口照单抄告，食堂人员却收了我九两饭票，我以前一天账单为例据理力争。食堂人员给我算账，刀切馒头每个二两，二四得八，再加一两粥，你说多少？我只问了一句：这个馒头二两一个？
从第四天开始一直到毕业，我每天早上只吃两个馒头一盆粥。肠胃毕竟只是无脑器件，一当脑路决定两个馒头一盆粥，它也就死心了。
粮票不够用。记得马华、小六子曾资助过我一些饭票。我住在长桥（海军疗养院旁）的表姐曾好几次给过我粮票。家里也给寄，有麦粉、米粉和黄豆粉等，村里的村办厂经常有人出差，多数是这些人顺便捎来。
虞卓娅：我进校后领取的是一等助学金。毕业时一等助学金已增加到21.5元。但我饭量较大，基本是早上二两，中午和晚上各四两，偶尔也有中午吃半斤（五两）的。作为女生，端着满满的白色搪瓷饭碗一路从食堂走回寝室，有时不免有点难为情。我自嘲自己是“七把叉”。大四时，饭量稍微减些，晚饭有时吃三两。就是因为有这一等助学金，我四年基本没有向家里要过钱，也能过得不错。感恩！
照道理我的粮票肯定不够，我弟（七七级杭大物理系）也经常来我地方吃饭。之所以偶尔可以换鸡蛋，一是我家的朋友唐金林大哥（他是部队军官）时常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和钱送给我和弟弟，有浙江省粮票和全国粮票；二是四年中蹭了杨星和沈澜无数餐饭。杨星请我去她家吃饭，一般是周六晚或星期天，杨星亲手做的饺子和葱油饼美味之极；沈澜约我出去买书看书、看电影、洗浴、游泳等，经常是她慷慨买单。大四最后一学期我到浙江电视台实习，晚饭都是沈澜买好加上她自己做的鸡蛋汤和凉拌西红柿等。可以说，唐大哥、杨星和沈澜都是我今生可遇不可求的贵人啊！
许贺龙：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吃饭问题如刺在哽。
我的父母以及熟悉的村人、亲友，无一不为吃饭而发愁。虽然每年的“双抢”后，生产队的库房里堆了小山似的稻谷，但没过几天就被浩浩荡荡的交公粮独轮车队转移到了公社粮管所。他们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最大的愿望就是不饿肚子。
那个年代，一到春末夏初的时节，常有揭不开锅的人家求爹爹告奶奶地向邻居家借粮。有一家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壮劳力，能干也能吃，生产队分的粮食只能勉强维持到麦收，大麦下来后就吃大麦饭和大麦面了。大麦原本是喂猪的，口感粗糙而且会制造多余的气体（著名的大麦屁）。等小麦下来也舍不得吃，全部换成大麦（一斤小麦好像可以换1斤半大麦）。
上大学后，我成了公家人，每月有固定的粮票可领，可以说是鲫鱼跳龙门了，但正处于长身体阶段，正餐的四两米饭只能吃个半饱。我的办法是吃完定量后，再打一个5分钱一份的包心菜或胶菜当主食吃。虽然听说女同学有富裕的粮票，也和黄长江一样的心态，不好意思向别人要这么贵重的东西。
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我爱吃主食而且吃速极快的习惯至今不能改变。现在再也不用为吃饱饭发愁了，却因为高血糖，得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主食。常感叹以前想吃没得吃，现在有得吃却吃不了了，老天真是作弄人！[尴尬]
吴存存：读来真亲切！我大一时吃得跟你一样多，而个子小多了，惭愧！大二大三吃得少一点了，逐渐可以换鸡蛋了。大四每餐只吃二两，鸡蛋也更多了。[憨笑]。不过那时如果有男生找我要粮票，我一定舍不得给，毕竟鸡蛋亦我所欲也。[撇嘴]。
沈澜：粮票我肯定是够的，胃口一向不大，多余的也换鸡蛋、给同学。大学时去过厦门、青岛、北京，好像都得换全国粮票才能买吃的。
庄未央：30斤，肯定有余，换鸡蛋外，好像也送给过同学，是谁？不记得了。
张玲燕：粮票不够吃的情况，大概只会发生在长身体时期的男生身上，女生估计不会有粮票不够的。
据我所知，未央那个时候，每餐只吃一两饭，每次打饭，她报出数字，炊事员姐姐都把勺子抖好几下才能往她碗里倒。我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还好，每餐三两吃不完，后来二两也吃不完，再后来发现未央能打到一两饭，我也跟着报一两，这以后基本上没有浪费粮食的事情发生了。
多出来的饭票，我们就换鸡蛋，好像是竺学明教我们的，一种是直接用开水泡成鸡蛋茶，另外一种是把鸡蛋放在开水中——我们开水不是很烫，过几分钟再换一茬开水，一般泡两遍，鸡蛋基本上就能半生不熟地吃了。
一年级的时候好像要自己申报生活费（饭菜票）的等级，我也就报了比较低的一档。
一直以来居民区的手工劳动什么的，从来不会考虑我们家，我们打小都没有把自己当做困难户的概念。但我们家一年中三人读书啊，我弟弟浙大，我妹妹地区卫校，我杭大，父母的工资要支持我们三个人，家里就显紧张了。
记不得一学期还是一年以后，我回校找了邬老师，申请提高助学金（饭菜票），这样才提高到14.5元。
我那个时候才明白了，当年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学，高考成绩足够报杭大物理系，但她说妹妹报了杭大化学系，就改报浙师院。原来师范类院校都是全额助学金。
朱承君：关于大学期间的口粮问题，一个月吃多少斤忘记了，大概是堪堪够吃，没有闹过粮荒。偶尔粮票有多余，去文二街换过鸡蛋，用开水冲泡喝不太熟的蛋汤，以补充营养。
叶晓芳：想了半天，都没记起那30斤粮票是怎么发到手上的。女生有结余倒记得，经常会拿出去支援男生。
吴朝骞：大学是青春迸发的年代，长身体的黄金期，粮票肯定是不够的。但我有一个进货渠道：父亲在年糕厂工作，从事粮食加工，无形中解决了家里缺粮问题。我实际上是10个月吃了一年的口粮（粮票），加上骗吃的技巧，基本是放开吃呢！所以四年中，身高长了4公分，体重增了8公斤。
仕忠兄记忆是否有误？记得定额粮票不止30斤吧，当年大学生粮票是参照重工业工人发的，应该是33斤。
应沪晨：读大学时，我们的定量是每月33斤。其中饭票30斤，另发3斤浙江省粮票，可以让我们买点饼干之类的副食品补充一下。可是，我每天早餐要吃3两，中晚餐各4两，细算起来，33斤定量，连吃饭都紧张。
幸好我亲姑妈在杭州，她叫我休息日都上她家去。因此，我常常去蹭饭。但我有三个表哥，三个表姐妹，再加上姑妈姑夫，也是大户人家吃饭，且都正值胃口了得时期，她家又都是一般工人，需量入为出。我有时也故意减少蹭饭次数，姑妈就在我去他家时还问我为什么少去。蹭饭的结果就可以省下一两顿饭票聊以补缺口。有时候，要买书，但因费用已超月计划，就从饭票里省出买书的钱。感觉大学四年，没有吃得太饱的感受。当然，去姑妈家蹭饭的除外。
王延荣：我上大学食量还是和在农村体力劳动时一样大。30斤一个月，一天做成分配三餐，基本上是“老虎舔蝴蝶”。假期回家去一趟，吃上几天，“剥削”饭食，积攒些饭票，返校便可放开吃上段时间。不过和在农村生活比，和公社化食堂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比，上大学那时，没有挨过饿，但肚饥还是常有的。怪就怪在菜票不够时常吃肉开销，油水不足。现在油水足，半斤可以分三顿，吃一天。
黄仕忠：我那时还没有“油水”的概念。84年我读研游学去北京，到叔叔家里去，早餐的薄饼很好吃。可能我一个人就吃得与他们一家四口差不多。我叔叔感慨地说了句：“肚子里油水少了丢。”我从大学本科到读博士，一直吃的食堂，到结婚成家后自己做饭菜，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方青稚：没每想到仕忠兄大学四年还有吃饭问题。虽说不算饿着肚子上学，却也顿顿计算着、节省着进餐，难为这一米八的伪山东大汉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玉和不我欺也。
仕忠大学期间，除了日日打篮球，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学习了，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而解决肚子问题，唯有读书上进一途。印象中竟然不知道同寝室的仕忠为五斗米勒腰带，而我自己似乎没有为吃饭太发愁。父母给的零化钱不多，但也不曾在缺钱时多要。记得每月饭菜票吃完了，就再买些。有时钱紧了，只好在月底少吃些菜。大四时也曾因囊中羞涩，月底只伴豆腐乳下饭。至于买书什么的，属于奢侈之事，只勤于跑图书馆借书看。
大三大四的零化钱，大约有一些是凑份子与同学酒友喝酒了。仕忠一般不参与，但印象中酒量不错。至于粮票换鸡蛋之类的，好像没参与过。粮票大概吃得都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剩余。也从来没有想到说匀点给大个子仕忠兄。
任平：郑鸣所言为确。有的话用杭州土话一说，变得滑稽，农村大嫂、大姐若承认自己生蛋，自然哄笑一堂。
赵延芳（杭大中文系73级）：上大学后，我们的伙食费每月是14.50元，粮食定量每月30斤，不分男女，大家一样。另外的生活补助费是由本人申请，再按每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分等级发放的，记得有2元、3元、5元的。我拿的是最高级别的，每月5元。我的感觉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一样了。说实话，因我本是体力劳动者，刚结束夏收夏种“双抢战斗”到学校，一顿饭消灭四五两也“撒宽”。但最懂“计划用粮”的我当然不会放开肚皮乱来。早上2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就是我们女生的常规了。
贺雪飞：记得每次放假归来，许贺龙总是带回一大箱东阳的冻米糖，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且如贺龙文中写的多斤稻谷才能换20斤粮票的时候，这应该是父母对他最大的关爱了（说不定又是从他弟弟妹妹口中省下来的），这样的关爱，我们很多人都享受了，[爱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冻米糖。后来每每看到此类产品，都会想起贺龙家的冻米糖。谢谢贺龙父母和家人，虽然迟到但发自内心。[抱拳][抱拳]。
（二）关于粮食与饥饿的记忆
金树良：大学时我的饭票基本够用。关于粮食的记忆，是59年，因母亲去照顾生病的外婆，我被寄放在平湖农村姨妈家，那时吃过草籽稀饭，野菜，东洋草（一种水草，喂猪用的，后来也用来沤肥。）也吃过糠，刚炒过的糠闻着很香，吃起来有点苦涩，很难下咽。记得那年我表哥结婚，婚礼上吃的是胡萝卜煮的饭，那时已经算是好东西了。所以你在文中所述少年时的日子，我深有体会。
许贺龙：高中时，我们20多位男生借住在陈龙庆同学家。他家是几年前从南江水库库区移民到西田村的，用拆迁的木料修的二层黄土墙小楼，结实而宽敞。我们两人一个席位，在他家二楼木楼板上打地铺。学校雇了村里的一位大妈负责烧开水、用大蒸笼蒸饭。大家自带粮食，每天一日三餐的吃食都是一盒米饭，用自带的梅干菜或咸菜下饭。偶有家离学校近的同学带了白萝卜来，切块后放到饭盒里蒸，加点盐下饭，让人口水直流。
虽然顿顿梅干菜下饭让人难以下咽，但弟弟还是很羡慕我，每周六下午我一回家，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回家的饭盒打开，刮下剩余的一点米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那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口号喊的最响的年头。我妈说，青黄不接，村里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吃原本用来喂猪的大麦了。我家所剩不多的白米留着给我带到学校吃，家里人平常就吃掺了萝卜丝干或红薯干的米饭，弟弟妹妹们已经好久没有吃上纯粹的白米饭了。
朱承君：小时候家贫，但家乡是鱼米之乡，我出生时大饥荒已近尾声，记忆中未饿过肚子，倒是某一年稻米不够，吃过一段时间玉米糊。每年“双抢”结束，公粮缴完后生产队里就在晒谷场分口粮，然后一麻袋或一箩筐地拉回家。晚稻收割后分来的晚稻米是用来做年糕的，年末手工做年糕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年成不好时生产队会分些储备的陈粮以救急，吃饱基本没问题，但要吃好就难了。
奶奶叫我去买菜油是以两为单位的，买点猪肉多挑肥的，可以熬油，油渣绝不舍得扔掉，炒什么都香。没菜下饭时，就拌些猪油和酱油，那美味，想起来就掉口水。放学回家肚子饿了，就在饭镬里抓一块冷饭吃，算是点心了。
沈澜：吃不饱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但是城乡差别很大。前几天收到港大一个教授的书《边缘人偶记》，他62年出生，写到他小时候在家乡安徽枞阳乡村的生活，又刷新了我对贫穷的理解，贫穷中的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
孔小炯：“美好”的回忆。看到文中61年挖“潜力地”，半年就吃饱肚子；几年后又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不仅默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文化国粹耶？
用票证换实物，在那个时代是常事儿。多余的任何票证都能换，当然最可能多余、也最受欢迎的是粮票。好像那时一般市民是24斤，机关里的是28斤，工人看工种不同，都在30斤以上，大学生是30斤吧。78年前基本月光；78年之后，政策已经松动，城里老百姓吃的东西开始丰富起来，所以粮票也有所多余。记得当时在农民手里买东西，就有人用粮票来换的。
农村里的人，虽然生活有改善，但是要攒钱盖房娶媳妇什么的，干的又是体力活，油水少，饭吃得就多。分的不够吃，只好用家里的东西换粮票买米吃。当然来换粮票的人有些是做小本生意的，就像杨百万早期鼓捣国债一样。张玲燕的熟鸡蛋大概就来自于这类“投机倒把”，不是“自介桑苟”。
钱志熙：高中时蒸饭是半斤米，不过没什么菜，就一块煮带鱼。我还不算，会吃的同学煮六、七两米饭。那样吃了，虽吃饱了，但营养成分不够，影响后来的体质。就连做学问，我们的体力其实也不够，容易累！不像老外那样壮。我在日本时，就觉得同年龄层日本学者，比我们壮。欧美的就不要说了。学问其实也是体力活。
郑广宣：我参军去之前，中、晚餐一般吃十二两（老秤），也就是七两半。一个月60斤米。当兵第一年，步兵伙食费每人每天0.45，结果一年下来连队一百多号人，粮食超支一万多。
曹布拉：同学聊天，说到台州的食筒饼，我年轻时6个起步，10个碰顶。[偷笑]。
张玲燕：
曹布拉不会吧？你那个肯定很小很小的。比春卷大一点。未央视频上那个，你能吃上六个起步十个碰顶？[偷笑]。
陈建新：大的我只能吃两个。
袁昱明：
张玲燕我吃的是大个儿的，大概吃过三个，很撑。
朱承君：正宗麦饼筒吃一个饱，吃两个撑，布拉哥吃的是大春卷吧？[呲牙]。
曹布拉：
朱承君我年轻时饺子一次吃五六十个，夏天的冰球（跟冰淇淋一样大）一次40个。
任晓岗：这孩子饿惨了。[捂脸]。
曹布拉：
任晓岗克大米蒸出的饭，只能是七八分饱。[偷笑]。
张玲燕：
曹布拉黄仕忠要这样说我还有点信，你这身板，很难想象啊！[捂脸][捂脸][捂脸]。
曹布拉：
张玲燕胃口大小真的跟身板无关。我们队里一个又瘦又小的农民，一顿饭可以吃三斤高粱米饭，一脸盆。吓死人啊！
董春晓：这个绝对真实，我中学到桐庐学农的时候，两大海碗新米饭喷喷香的，不用菜就风卷残云吃完了。
吕立汉：我信，那年头，干体力活一斤米饭下肚，轻轻松松。
曹布拉：
朱承君我在水库挑土方时，中午都是一斤二两高粱米饭。——还不算很饱，如果放开，粮食不够了。
董春晓：
曹布拉重体力活还吃不饱饭，真是惨。[擦汗]。
赖文洪：我们从小限量，通常四两，偶然允许半斤。只有在双抢结束，生产队吃丰收食堂，人人吃撑，按人头平均烧一斤米，吃的光光，包括孩子妇女了。能吃一斤米饭的，天天饿肚子。家里吃穷了。
董春晓：
赖文洪都是饿过肚子的。现在的孩子没法想象和体会。
赖文洪：我们常常吃番薯丝加一把米的番薯饭，这个允许吃饱吃撑。但是饿的快啊。
曹布拉：那时没有油水，没有荤腥，自然吃得多，饿得快。
董春晓：
曹布拉关键那时候还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那时吃过番薯干、番薯粉、玉米粉，但米饭比你们多。[害羞]。
吕立汉：村里两位打赌吃油条，能吃完30根油条，白吃！只见吃了25根还是轻轻松松的，与之打赌者说：我认输了。这5根我自己吃！——所以老人说：一不赌吃，二不赌力。
钱志熙：记得生产队聚餐（乐清话叫“搭份吃”），按一人一斤一两米煮，混入肉片与酱油，叫“肉饭”，大家都觉得没吃够。[偷笑]。
吕立汉：我们那里叫“打拼伙”，双抢时有那么一两次，可以放开肚皮吃。
曹布拉：
吕立汉我跟人打赌，吃了40个冰球，当时还不觉得，晚上就发病。病了一个月，差一点就挂了。[捂脸]。
张玲燕：40个冰球啊？这你都敢打赌。[晕]。
曹布拉：
张玲燕吃得最多的有70个，他反而没事。
董春晓：要看体质和临场状态的。
陈建新：冰球是冰淇淋球吗？
曹布拉：
陈建新是的，5分钱一个。
赖文洪：我们村里有打赌吃10个月饼的，吃3斤猪肉的，难度都没有冰球大！——曹布拉真的吃疯了。
曹布拉：
赖文洪年轻时爱逞能，不服输。跟人比拼挑土方，挑断两根硬木扁担，把腰闪了，苦头吃一辈子。[捂脸]。
吕立汉：
曹布拉你这就是赌力！
曹布拉：
吕立汉是的。赌吃赌力我全占了。活该！
吴朝骞：关于粮票的故事，我可以补充。那时粮票是以省、市独立发的，彼此不通用。还有一个规定，5斤、10斤面额的，不能购买如包子、饼干等食物，一定是1斤或以下的（两）的才可以购买，所以1斤票及以下的，温州人又称为“用餐券”。如果出差外省市，要根据介绍信，到粮食部门换取全国粮票，才可以吃上饭。对温州人来说，上海粮票价值仅次于全国粮票，因为上海近，东西又好，温州人喜欢去上海。
对我家来说，这2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父亲在年糕厂工作，过年做年糕，粮票流水很多，销账的粮票，只要总数符合就行，10斤票换1斤票轻而易举。还有，因为量大，会有人要用全国粮票买年糕，置换也不违规。
上大学之前，就用自有的全国粮票，溜了一趟大上海，很得意。
许贺龙：记得邮递员给我送来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对照通知书的要求忙着办理各种手续。其中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最具象征意义。凭着录取通知书和生产大队的证明，我用独轮车拉了多斤稻谷到南马粮管所，算是交还生产队已分给我的当年口粮，然后领回了25斤浙江省粮票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从此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跳出农门，吃上了“公家饭”。
韩兆铭：仕忠说：“我稍懂事时起，每到五、六月间，总听母亲在念叨，不晓得明早米在哪里。甚至到了晚年，母亲也经常夜半从噩梦中跌醒，因为想起甏中已没了米。”这段话震击了我！没有比饿了孩子让母亲更绞心的了。希望这样的历史不要在我们民族的身上重演，让天下母亲不再半夜惊醒。
（三）关于“饭娘”
叶晓芳：为什么要挖镬心米饭？是“顿顿有余”，还是让它涨得多些？
赵延芳：你关于穿衣、吃饭的题目，我实在都有很多话可以说，怕的只是有太多的事涌上来，又会“塞心”，因此一直偷懒。
我太佩服你的记忆了。幼儿时期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真切。我脑洞里的一个画面，总是有个小屁孩，睁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盯着妈做饭的动作……
你写的你妈做饭时放剩饭的细节，瞬间帮我打开了记忆之门，想起了我奶奶做饭的“科技含量”。这“剩饭”可不是真的剩饭，而是如你所说，前次烧饭后刻意留下来的。我奶奶也是每次饭前首先把“镬心米饭”挖了放入饭淘箩，烧下一顿饭时再同米放一起烧。如此循环往复，我小时候就永远吃不到那镬心米饭，吃的其实都是泡涨的冷饭和着番薯、萝卜、草子干等等。
奶奶挖镬心米饭时，见我在旁很专注地看，就教导我说：“这是饭娘，不能吃的。”是的，那不叫剩饭，而是“饭娘”！吃了“饭娘”，下次就会生不出饭了，人岂不都得饿死？因此，我们家的“饭娘”只有一个人可以冠冕堂皇地吃，那就是年三十晚上的“灶君菩萨”。
黄仕忠：饭娘，这个词好，受教了。这个细节，我都不清楚，相信知道的人更少。
黄仕忠：这“饭娘”，仅仅为了体积增大一些，事实上营养都没了。所以更觉得可怜。这种生活细节，不是你的解说，我也说不到位。因为我只是观察到了，记录下来。
赵延芳：很明显，那个留“饭娘”的经验，是农村人的“祖传”，每家每户，祖祖辈辈如此。你观察到了，又能记下来；你不说出来，我也想不起来。
黄仕忠：“饭娘”和“酒娘”同等，可能农民用的是同一思路。只是“酒娘”真正有麯在里面；而“饭娘”则是什么都没有的。
赵延芳：我不知这酒娘、饭娘是否一个思路，仔细想想，好像两者没有共同点。就是纯粹地追求出饭率，同60年我们的公社党总支书记要求大食堂一斤米烧出9斤粥是同一目的……实际只是一种自欺，欺骗自己的胃。“薄粥揎大肚”有特效，人的胃好似橡皮做的，我十岁时就可以装进两“五缸碗”。刚才我们把“长粒香米”“饭娘”全干光了，每人一小碗足矣。[呲牙]。肚子怕油水，你在学校时要是每餐都能干上两块大肉，就绝对成不了“大肚汉”了。
我在学校吃饭，每天可以省下2两米。十天就是两斤，一月就能余出六斤。男生肯定胃口大，他们每顿最少要吃四两。我想我们的伙食费都是国家发的，他正不足而我有余，就应该“共产”，就将多出来的饭票送给男生。但他们拿到饭票后，非得坚持要给我钱，怎么也不肯白要。我想这就不对了，拿国家发的饭票换钱，不是跟卖粮票的“投机倒把”一样了吗？但我坚持不收钱，他们也坚决不要我的饭票了。后来每到月底，我就到食堂退饭菜票。本来菜票每天可以吃三角，我就扣在两角之内，每周限定只吃一两次大块肉。这样每到学期末我就可以带一小笔钱回家了。暑假时农村是大忙季节，这点钱正好可以买点小菜吃。寒假是回家过大年，这点钱就相当于雪里送碳了。当有人问起过年之事，我老爹就会笃定地说：“过年的钱女儿会带来的。”
赵延芳：我们那时的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炒青菜，只卖三分；最贵的是白斩鸡，要卖二角。最受欢迎的是肉丝豆腐，有荤有素的，只卖一角。名叫“狮子头”的大肉圆（肉和豆腐做的）也只卖一角。而我最喜欢的是卖七分钱的素鸡，好大一块，吃着口感同猪肉也相差不多，只要有，我必买素鸡。白斩鸡总是少人问津，最普及的好菜就是大块肉青菜底了，售价是一角五分。这可能是同学们的心头最爱吧？男生们甚至还给它谱了曲，在从教室去食堂的路上，叮叮铛铛的，用筷子敲着饭盆，欢快地唱着：“大块肉，青菜底，咱们两个是好兄弟！”
人饥饿的感觉，真跟生病的感觉一样不好受。如果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突然饿鬼来袭，就会魂不附体似的，什么也听不懂了。
任晓岗：“饭娘”一说，流布甚广。我小时候在奉化，奶奶就是同样操作的。而且这饭娘是用一只固定的竹篮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则防老鼠偷吃，二则防我们小屁孩偷吃。[偷笑]。乡下还有反讽的顺口溜：积极分子懒生产，回到家里偷冷饭。这冷饭就是“饭娘”。
黄仕忠：这是乡下传统，可能由来已久。饭篮，我们那里也一样。包含通风，防止发馊，所以要挂起来。
李舜华：很有画面感的风俗。我们这里没有饭娘一说，倒是每一次柴火大锅做饭，出锅时，奶奶喊着喝米汤，吃粥皮、团锅巴的画面，犹在眼前。物质缺乏的时代，那都是极好极馋人的美味。
我也是在想，酒娘可以酿酒，饭娘真的可以生饭，煮饭时放些饭娘，能煮出更多的白米饭？什么原理？
黄仕忠：为的是涨大一些，体积大一些，多一些，就能多填肚子。天可怜见，农家不知道这样营养和香气都没有了，养分全失去了。
郑广宣：“饭娘”的说法很有穷苦人家节俭的智慧。我似乎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也许比较粗线条。饭娘同酒娘肯定不同，酒娘是酵母，饭娘实际是对付孩子的一种借口，一个善意的谎言。
上虞原来都吃早稻米，也是为了涨大一点，目的还是果腹。
朋友们的回复
彭小瑜（北京大学77级，杭州人）：刚到学校第一年，记得伙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粗粮。有窝窝头，白面馒头也足够吃。第二年就不分粗粮细粮了。不过早上仍然是玉米面粥，没有大米稀饭，印象也没鸡蛋。所以油饼+豆腐脑很受欢迎。北大食堂的窝窝头和馒头做得很香很好吃，没觉得不吃或少吃米饭是个问题。
陈文新（武汉大学77级）：上午十一点钟，我的肠胃就有饿的感觉了，遗憾的是，大多数老师还喜欢拖堂。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那时，同学们饭量都比较大。为了吃饱，就买大的饭盆，食堂打饭的工人是拿着勺子随手盛饭的，饭盆大菜和饭都会多点。
陈建森（华南师大。77级）：粮票的年代，偶有某顿可吃饱，但长期没有吃饱。
刘勇强（北京大学。78级）：虽说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我却至今保存着数百斤“全国粮票”，那可是粮票界的硬通货。“全国粮票”衍生出的全国通用的职称、待遇等意思，已非70后以来的年轻人所能理解了。
黄仕忠：对了，原本想着还要写从地方粮票到全国粮票以及后来的引申义之类。因为顺着这个感觉写过来，就先到那里打住了。
刘勇强：我是看到大作后面的“硬通货”，才想到“硬通货”中还有更硬的。
骆阳（美术报。77级）：我读书时一个月32斤饭票，饭量大的男同学不够，会问女同学要一点。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一个大肚汉的糗事——对“粮票”问题的回音》
我们村自然条件好，只要肯吃苦，后山有开不完的荒地，所以从下乡第二年起，我就过上“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的日子。那时候天天重体力活，饭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上一斤多是常事，修水库时更是一天三斤大米。前几天跟当年的小伙伴煲电话粥，回忆起往昔种种糗事和“壮举”后，一句话总结：“干活从不知道累，吃饭从不知道饱。”
上大学后，不干体力活了，但在乡下撑大的肚皮却收不住，每个月30斤的定量远远不够。好在四个哥哥姐姐总动员，筹措的粮票保证我每个月能吃上45斤。平时每顿半斤，不饥不饱刚好，偶尔有体力活动，还要多吃一些。记得军训时，刚到训练场，就有女生喊饿，我觉得奇怪，她们说早餐才吃一两稀饭，我觉得不可思议。她们问我吃多少，我吞吞吐吐说吃八两，她们不相信。其实我是吃了一斤，说这话时打了折扣，结果还是把她们吓着了。
大学毕业后，考进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南大食堂的饭票不是按“两”计量，而是以“分”计算。第一次去食堂，因为有点儿饿，我想多吃些，就说“打15分”，心想应该是六两。打饭的大嫂问：“15分？”我回答“是的”。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上的大饭盆，接过去，实实在在揣了满满一大盆，临了还用饭铲在上面压了压。我端过来就吃，吃到后来有些撑，但还是吃光了。回宿舍见到本校考上来的师弟，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你们南大的食堂够意思，六两就能吃得很饱。”
“你一顿能吃六两？”
“是啊，15分不是六两吗？”
“15分是一斤啊！你吃了一斤？”
我这才明白，原来刚才吃了一斤，而且卖饭大嫂可能还多打了一些。
鲍震培（南开大学80级）：黄老师这个题目太有感觉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能吃，虽然是女生，每个月30斤将将够，但是据说班上的男生都不够吃，女同学们有富余的都给男生献爱心了，每月都有班干部来女生宿舍，只有我没有剩余的粮票，捐不了，挺栽面的。到现在也不能释怀，一直很恨我自己为什么像刘姥姥一样饭量大如牛。
我后来琢磨这件事，当时饭不够吃，主要是因为油水不够；油水不够，是因为钱少，买不起肉菜和鸡蛋。我那时一个月只有18元助学金，家里只负责供给衣服，不能再添伙食费了，这些钱里如果需要公交车、买书、看电影（最恨班里组织看电影我是班干部不好意思不去可是没有钱买票，虽然只有2毛钱也要饿一顿），花任何一件开销，就得克扣伙食费。
我早饭一般在食堂买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咸菜吃。第三节课就饿得肚子咕咕叫，觉得不好意思，怕人听见，课间就到外面地里拔草（一般是吃蒲公英的花）吃。中午吃5两米饭和一份菜（2毛左右的），晚上又是一个或者两个馒头下肚了。就这么吃，睡觉前还是饿的，早晨一睁眼也饿。同屋女生不爱吃的大肥肉都给我吃，哈哈，这么能吃，毕业时的体重只有90多斤。见我吃多少也不长胖，我妈一直怀疑我有甲状腺病，——呵呵，从来没有。（徐婷：看了老师您这段，我才明白黄老师的叔叔说的“肚子里油水少了丢”是什么意思。我刚才看文章的时候，黄老师说他结婚后自己做饭才明白，我们没经过那时候那个阶段，我看文章压根没反应过来“油水”跟饭量的关系。[破涕为笑]。）
我老公家在山西农村，小时候有“偷粮”被抓的经历，从此他胆子小特怕“公家”。不过这些事情，年轻人也许会说谁让你们赶上了呢！[偷笑]。
斯孝林（重庆大学83级）：我们年轻也是这样。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每周回家，要来回走十几公里的路，背着米、蔬菜，其实米不是很好，菜多，红薯多；那时候，粮票很金贵，特别是全国通用粮票。我妈妈比较会勤俭持家，一家我们四姊妹，一个姐姐、三兄，父亲是生产队长，日子虽然艰难，但都过得还好。记得每次在学校里蒸饭，用小手抓把米，其余都是菜和红薯，应该是长期都没有吃过几次饱饭。家里的粮食妈妈都是锁在一个柜子里，有次妈妈可能忘记了锁，弟弟发现了，说二哥我们去拿点（偷点）米和肉，由于心急，弟弟拿个块肉和米（其实拿成了米头子，就是打米后剩下的小颗粒，夹口不好吃），中午俩兄弟高高兴兴去拿自己盅蒸的饭，吃一口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拿成米头子了，二是没放盐，怎么办，俩兄弟迟疑一会还是全部吃了。[呲牙]。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不容易！
孙立（中山大学。77级）：忘记定量是多少了，上大学时期没有过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女生肯定还有富余。我们班一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在大学前两年放假回家前都询问同学还有没有多余的饭票，他集中起来买了馒头带回家，后两年就没有这个情况了。说明改开前两年农村还是粮食紧缺的，两年后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
吴先宁（绍兴师专77级）：那时候读大学粮票是33斤，如果你只领到30斤，那是有人截胡了。师范是每人都有助学金，粮票跟一般大学没区别，而且后来我在厦大、在社科院，都是33斤，别的会错，这个不会错。
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做了三年生活委员，分了三年粮票，其中多少大米票玉米票面粉票，那都很清楚的：大米票24斤，玉米3斤，面粉6斤，北京的比例大概如此。但八十年代后期吃饭问题基本解决，粮票这些比例都是象征性的，使用的时候并非严格区分。就是说用面粉票打米饭也都是可以的。
33斤，绝对肯定以及保证没错。我妈说了多年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在校期间，每天只有一斤一两粮票，怎能吃得饱？——因为我在家每顿都是两大碗。
雷渡桥（中山大学79级）：我记得上大学时，男生每月35斤，女生28斤。我刚好够吃，只是菜钱不够。早餐3～5分钱，中晚餐各两毛钱。若是月底手头拮据，便只好每天吃一餐素食了。我每个月全靠18元的助学金过活。
也听说过女生把吃不完的粮票送给男生的事，但也只是听来的故事。女生送饭票，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女人缘的男生，往往会收到女生送的饭票，那饭票里有一股悠悠的情意。可惜我一次也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张丽萍（杭州大学79级）：我记得读大学时每月粮票是33斤呢。女同学三餐分配一般是3、2、2，所以总也吃不完。吃不完的咋办呢？换东西吃。我没换过鸡蛋，主要是换甘蔗。那时，杭大东门外的河边常有农民卖甘蔗，我和我的好朋友用粮票换甘蔗一换就是一捆，然后抬回寝室，每天啃一根。还有一次去文二街，发现有卖鲜荔枝的，于是用20斤粮票换了1斤尝尝鲜，事后肉痛得不得了。
蔡禾（中山大学。77级）：记得刚入学头两年是发饭票（不是直接发粮票），数量是按国家核定的粮食标准发，每餐吃几两就撕几两的饭票。我倒没明显觉得不够吃，可能一来饭量小，二来父母就在武汉，周日回家有补充。记得后来学校食堂有自费小炒等菜品供应，因为我是带薪学习（从到入学我在国营农场和工厂工作了七年，全部算工龄），所以有时会自己改善伙食，油水多了饭量就小了。
因祸得福。因为没资格读高中，所有下放早，刚满16岁，同时下乡的还有15岁的。当时可以选下农场或下农村。因为传言农场属于农业工人，将来可能不能招工回城。我属于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也是几个哥们，傻呼呼的觉得只要能在一起就可以。结果这段经历算工龄，下农村则不算。
我在农场务农时间不长，一年后就进了农场自己办的纺织厂（农场产棉花），最高峰时达到0多人。77年5月，以父母身边无人为由调回武汉，武汉市劳动部门说，虽是国营企业（因为属于国营农场），但户口还是农业户口，回武汉不能进国营企业，只能进集体企业，结果难为这家余人的集体企业，为我这个只为其工作大半年的人额外支付四年工资。世事难料啊。
何桥（温州师专78级）：吃饱饭是人最原始的人性，用今天的话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与基本要求。打你懂事那时起，每年五六月你妈念叨明天吃饭米在哪里，说明昨天前天的米都有着落，上大学后母亲还能为你带上大包大包布袋香喷喷的小麦粉，说明你家庭条件已经挺不错了。
说到粮票，我算是受得益于“双职工”家庭，从来不缺，我妈常寄来些红彤彤的全国粮票，我总会有结余，还奉献给困难的同学呢，反正藏着也没啥用。
李晓云（西南师大80级）：上大学时粮票问题我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当时我的饭票是足够的，每学期末都有余，能兑换成现金，可以给家人买点礼品。有一年夏天还利用兑换出来的钞票，和同学们到峨眉山去玩了一趟。
曹家齐（中山大学。83级）：当年的粮票可以直接拿到市场当钱用，政策一变，先成为废纸，又成为文物。当年能吃定量是一种身份，是农民子弟的奋斗目标。当时能吃商品粮也比农村户口有面子。
史小军（暨南大学）：年在西安读的陕西师范大学，每月30斤饭票、20元左右的菜金，都足够吃了。师大的伙食不错，周围西安外院、西北政法的同学周日都来蹭饭，学校被戏称“陕西吃饭大学”。女同学饭票吃不完，积攒起来当“现金”用，师大周围的各种零食摊、小商店，师大的饭票包打天下，啥都能买。
李慧（广西大学）：本来我一般七点晚餐的，看了老师这一篇，越看越饿，一饿就心慌了。调动了之前学生时代吃不饱的感觉。
李凌云（北京大学博士生）：文章以粮票为题，却写出了关于吃饭问题的整段历史。设身处地地想想，真是难为当年正长身体的各位老师们了。无论是“老虎舔蝴蝶”，还是“镬新米饭佬”，读来都是那么的辛酸。看到您十几岁时经常思考如何提高农田的“生产效率”，以至于想当生产队长、为村民谋划怎样耕种土地，我想起我外婆曾说，她当年选择嫁给我外公，正是因为看到外公的姐姐（我们称她为“老姑婆”）十分善于经营土地，能将几厘田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年在种稻的间隙，还能种出番薯、土豆、花生等各种作物；菜地除了高低分层次种植，还在边边角角塞满了瓜果、豆类和各种野菜。外婆觉得，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大姐，嫁到这家应该不会错。可见，当时能够种好一块地，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智慧、经验和技巧的事情，是精明能干的人才能办到的。
另外，您的母亲晚年仍会做“瓮里没米”的噩梦，实在令人泪目，可见当年的粮荒给一位母亲留下了多么深重的心理阴影。我外婆倒是说过，当年我外公去世，她要以一个劳动力的口粮抚养六个年幼的孩子，别人看到她的情况都直摇头叹气，而她还能抱着无比乐观的心态，从不抱怨、也不求人，每天拼命干活，见人都是笑呵呵的，以至于大家都对她十分钦佩，说她是“没米也要先唱歌”的人。我妈时常感慨，幸好外婆没有因为怕养不起而将她们几个年龄小的孩子送人。而外婆最终能将六个孩子都养大、没有一个饿死，其实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当时所创造的一种奇迹吧。
黄仕忠：关于每月所发粮票，我的记忆有误。据几位同学的印证，应该是33斤。
金红：昨日校园杂事，皆成今日微坛趣闻。
董春晓：这一篇非常生动！因为是作者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所以写得非常真切自然，而其中描写的处于长身体时期的孩子竟然那样自律的克制自己的本能食欲冲动，还想着怎么能每天克扣一碗自己的口粮来填补家庭粮食短缺，实在太让人动容了！
董上德（中山大学77级）：粮票，是集体记忆。广府地区，骂人有一句最恶毒的话：收米簿（人死了，撤销粮本）。大作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罗时进（苏州大学。77级）：哈，太有意思了。时代之问，历史之问！
李永宁（中山大学81级）：当年熟悉的话题。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拜读老师的文章，也向长辈们请教了粮票的事情。当时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所以限制每家每户的粮食供应，有劳力的人可以算25-30斤每月，没有单位，没有劳动的往往只有20斤每月，大家都是饿着肚子，加上番薯充饥。现在谈起来，父辈都很感慨，也是一种忆苦思甜吧。
徐婷（南开大学博士生）：看文章中粮票的数量，应该是规定好的，会不会不同地方食堂的东西不一样，同样数量，有的人能挤出口粮食票存下，有人只够温饱？既然是大学中的粮票，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同一背景下，不同大学粮票换取的粮食是不是有区别？再有，前文中写女同学们的粮票都吃不完，拿粮票换鸡蛋，粮票能换东西，换什么东西，可以再给我们这些没见过的小年轻们介绍一下不？[呲牙]。
沈珍妮（中山大学博士生）：“老虎舔蝴蝶”这个比喻在老师身上真是说不出的贴切。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吃不饱饭属于“时代记忆”了，小时候若是“剩碗兜”（碗里留了剩饭），就要被奶奶念叨，说着就开始“忆苦”，讲一些吃不饱饭的故事。刚还问我父亲关于粮票的故事，他说粮票是硬通货，那时候基本不会到他手上，都是被爷爷奶奶保管；只记着那时候很能吃白米饭，菜里没有什么油水，饭量是现在年轻人的好几倍。
曾庆兰（中山大学硕士生）：老师所说的粮票年代和饿肚子的年代，我都没有经历过，但食堂蒸饭的日子我却经历过。
我小学一二年级都是在村小上，临上三年级前，市里统一将村小学合并至镇中心学校，于是我就开始了四年的寄宿生活。每周日带好米、菜到学校，一直到周五下午放学才能回家。那时每顿都是用饭盒把带来的米淘好放进蒸饭笼里，待下课去取，早餐就是前一天下午吃完饭就淘好放下的，所以格外难吃。但能正常吃上饭已经是很开心了，有时不幸，饭盒没有放好，在蒸笼抬上抬下时被撞翻，水、米倾倒，又或者饭盒标记不够明显、款式不够特别，被人误拿，就没得饭吃了。
那些寄宿的日子里，为了让带去的菜能尽量不变质地吃上一个星期，大家常带的都是萝卜干之类的咸菜，冬天能有腊肠、板鸭，而如果能多带一个饭盒，蒸上一盒黄豆汤，就已经是难得的加餐了。那时妈妈几乎每周三或周四都会赴墟，给我送一次菜，一般会有辣椒木耳炒瘦肉或是焖排骨，这是补充营养的“新鲜菜”，同时还有其他干菜，留作后续几天吃。比起不少同学，爸妈过校门而不入，我也算是很幸运了。
扯得有点远，但看到老师写粮票，写在学校吃饭的日子，也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这些片段。老师这一代，少年时期的问题在于吃饱，到了我们这一代，村镇中小学孩子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吃好了。
我小学开始寄宿，初中家里搬到县城，离学校很近，于是走读，然后高中到韶关市区上学，于是又继续寄宿~也感谢这段自小的寄宿生活，我现在不管在哪都能很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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